1942年5月，在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力回答了关于新的人民文艺的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为中国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确立了前进方向，提出只有解决好作家思想感情的转变和社会生活源泉的获取，“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所提出的作家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正是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的根本途径。
毛泽东同志给文艺大众化下了新的定义：“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上山下乡其实就是这浩劫中一场无情的暴风雪。对于一些后来获得成功的知青来说，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可以把当年自己的下乡经历看作一种磨练。我要感谢这段知青经历，不是因为我成功，而是给我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创作底蕴，取之不尽的素材源泉。
我曾经下放到界首光武的小申庄，后来工作在阜阳市文工团（早先叫专区文工团，中间还改称过地区文工团），云泥之别的环境，无望与欢快的落差，形形色色的人等，良莠杂陈的故事，慢慢在我心中理出线索，形成了文学作品的“梗”。多年来，从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化蝶》，到《人民文学》发表的短篇小说《高干唱大戏》、《中国作家》发表的中篇小说《乡野三弄》、《清明》的《虔诚》、《布景》等，尽都是我农村生活的再现。比如《高干唱大戏》里，村书记自称“要是当年随解放军南下，如今他也是高干”，《化蝶》里生产队在田间干活的嬉闹，闹到高潮时给下放的知青来个“老驴看瓜”，公社书记用安排回城工作哄骗女知青上床，着急的时候用刺刀割断解不开的皮带等等，都是在申庄时经历的现实或者听到的口头腐化派的故事。这些下放时候看似平平常常的过眼云烟，在我进行文学创作时皆成为进入状态的引子。后来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无极老子》，从故事和人物角度看，与我的知青生活似无关联。不过，文革的疯狂和失去理智的思维，下放在农村的失落和对生活的失望，都在老子面前戛然熄灭，心止如水，方可入境。我对那些经历过的苦难和失落进行了反思，把我的忏悔和对生活的新认识融入了老子的故事里，对“道法自然”、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之说输入了自己的见解。《无极老子》在读者投票的“2005年我最喜爱的500种图书”评选中位列第210名。后几年还可以在网上陆续看到一些评论家和读者自发的评论，大学图书馆里这本书也是大学生借阅的热门。《乡野三弄》因为“接地气，乡土味”被安徽广播电台作为广播小说连续播出。《化蝶》则被不少文学评论家给于肯定，在《安徽文学》、《阜阳日报》、《颍州晚报》上撰文称赞是“‘浮雕式’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的青年悲苦的历程，并认真地表现了在新时代中那些知青对生活的应变，以及忠贞不渝的爱情。”
可能就是这样的接地气，这样对农村生活的熟悉，一位资深影视编剧兼制片人找到了我，希望合作。从文字创作到影视创作，这是个不小的嬗变，但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对时代脉搏的把控，让我在电视剧年代戏的创作上有了长足的发展。比如2008年在四大卫视播出的电视连续剧《七十七封阵亡通知书》， 我写一个被火箭筒平射击中牺牲的战士，他刚刚还在战壕里跟战友拉家常，讲家里太穷，去相亲借了邻家学生鞋子衣帽的事儿。这个桥段的原型是我下放的申庄里有个叫申洪普的年轻人，去相亲连我的袜子都借走了。2011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刀锋乱世情》，修脚小神刀华扬生和爱慕他的大学生桂昱蓉避祸南禾镇，华扬生改造了乡下的驮车给桂昱蓉溜着玩。其实这种农具只在皖北乡村有，驮车就是一种没有轮子的木框架运输工具，靠在平坦的土地上滑动运行。我把他从申庄“搬到”了青山绿水的扬州乡下，拍出来也是很有美感的。
后来播出的的电视连续剧《特务037》（播出时改为《归途》），在央视六套播出的电影《嫁衣》、《敬礼，检察官》、《老喇叭新传》里面的人物和故事，大凡农村的戏份都有我当知青时看到的人和事的影子。
更能彰显我 “知青经历且为宝”的是三集广播剧《大岭村的故事》，这是我在1997年受邀为安徽广播电台创作的。小岗村是剧中大岭村的原型，我去生活了几天。在按下十八个血手印的带头人严宏昌家吃住，田间地头跟着他，凭着下放时对农村生活的熟悉，接通了我们之间对话的桥梁，获得了最能反映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村精神的第一手素材。这个戏里融汇了我在申庄的生活阅历，获得了中宣部第七届五个一工程优秀奖。此后的剧本《家风启示录》、《周奶奶的雪峰山》、《海上生明月》、《春风又绿南岭村》、《九任书记一个梦》等，皆是农村题材，我发现之所以我能在创作中得心应手，与我的下放界首小申庄和后来下派太和大新镇的生活密切相关。这些剧播出后，有四部在《学习强国》里长期播出，也是得益于学习领会《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缘故。（崔波）
